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徐卫东 编

中华书局2016-03

全书不过5万余字、短小精悍，分析深入浅出、清晰易读。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家辨伪、辑佚、考证、训诂等研究方法，蒋廷黻在这部著作中采用了国际史对比研究视角，注重原始史料研究和评论分析，一改传统史学“治史书而非治历史”的研究路径。这源自蒋廷黻在美国求学时，所受的实证方法训练。

1895年，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一个农村家庭。1906年，他进入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接受近代科学教育。1911年，赴美求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后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

青年时期的蒋廷黻

02 蒋廷黻将民族国家作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视角

就读哥伦毕业大学期间，蒋廷黻深受导师卡尔顿·海斯对欧洲近代政治史中的“族国主义”（民族主义）研究影响，将民族国家作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视角。1928年，蒋廷黻将导师海斯教授的著作《族国主义论丛》翻译完成，于1930年在国内出版。

在译者介绍词中，蒋廷黻表达了他对民族主义的观点：“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却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蒋廷黻强调，族国与城邦、帝国是不同时代的主要国家形态。族国主义核心在“国”不在“族”，没有族国主义，就会国将不国。

族国主义论丛

[美]海士（卡尔顿·海斯） 著 蒋廷黻 译

新月书店 1930-11

在评价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时，蒋廷黻也简要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在求学后期，他开始通过辨析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考察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的认知，他在多篇论文中有过阐述，其中许多被收录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文集里。

蒋廷黻的博士毕业论文重点研究了英国工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他提出帝国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帝国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古代的王朝与城邦扩张也是帝国主义。

蒋廷黻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了概念区分，提出“列强投资建设的商业、实业并非完全与帝国主义有关，国际投资中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性、帝国主义的，凡是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双方皆受益。”

1926年，五卅运动爆发强烈的反帝主义浪潮，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受到触动。他承认，来自列强的资本家大多会借助于帝国主义势力，在国外保护自己所投资本、通过政府强制力量索债、寻找投资机会；在国内则操纵舆论、支配政党。

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

蒋廷黻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4-01

在哥大研究民族主义时，蒋廷黻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彼时，他开始关注中国近代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发现关于中国外交的史料大多来源于英文资料。蒋廷黻深感中文资料缺失造成的片面性，于是主动收集相关中文材料。回国后，机缘巧合下经友人介绍，他发现了清政府官修典籍《筹办夷务始末》。

1929年，蒋廷黻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开始利用故宫大高玄殿的军机处档案编制《筹办夷务始末》补遗。该典原著收录档案多达9600余件，文献字数超过670万字，记录道光、同治、咸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

蒋廷黻从中钩沉大量史料，并借多方文献进行考证，傅斯年评价他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由此，蒋廷黻成为史学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方法的首倡者。

1930年，蒋廷黻基本完成补遗之作但未刊行。1965年蒋廷黻去世后，他的学生费正清将抄稿送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整理加工于1966年以《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为题出版。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全九册）

蒋廷黻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蒋廷黻对历史原始资料的重视，以及对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差异与互动的详实考察，使他形成了一套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思路，逐步深入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他强调“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

1923-1929年蒋廷黻任教南开大学期间，校长张伯苓顶着经费困难压力，拨款购置已出版史料，助其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数据辑要》（上卷）。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后继续完成中卷，于1934年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第一部不依靠外国文献编辑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李敖对此评价：“胡适之是给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蒋廷黻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在编撰过程中，蒋廷黻提出了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在写作形式与内容上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开创了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派别。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

蒋廷黻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7

03 弃学从政，也许是学界的遗憾

在清华从事教学研究之余，蒋廷黻协助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期间发表了60余篇政论文章，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由于蒋廷黻在外交史和语言方面的才能，1934年蒋介石授权他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

1935年末，蒋廷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开始弃学从政。选择入仕，是蒋廷黻在美国求学时就埋下的伏笔。回忆录中他记录自己在哥大不停转专业的原因，只是为寻找一个能谋得政治抱负的支点，以在未来“救中国”。

然而现实是蒋廷黻的从政生涯并不顺利，以致他后来在文章中愤慨写下：“作官者，敷衍、通融就会稳步高升......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蒋廷黻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未答，反问了李济一个问题：“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如此看来，晚年的蒋廷黻心中或许已有答案。

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 著

中华书局 2014-08

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学术生涯的句点，往后他再无学术著作面世。1965年蒋廷黻在纽约猝然离世，他撰写的回忆录也戛然而止在1938年的记忆和经历。

纵观蒋廷黻的近代史观，是其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共同产物。对于近代中国的遭遇和变化，百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各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会有不同的主张。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难以审判先人的处境和选择，毕竟没人有生而知之的能力。百年前的中国，凡有志之士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国家寻找可能的出路。

不论蒋廷黻的政治立场，他在史学上的造诣无可厚非，他对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开辟了国内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为学界注入了强劲的新力量，可为后世学者学习。至于蒋廷黻弃学从政的选择，是学界的遗憾，或许也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缘由。

参考资料：

汪卫华《蒋廷黻翻译的海士<族国主义论丛>》

蒋廷黻《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to BritshImperialism Since 1880》

中华读书报《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筹办夷务始末>》

尹媛萍《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许纪霖《许纪霖文/蒋廷黻: “瓷器店中的猛牛”》

撰文 | 张天娇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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