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4日,重庆奉节一栋尚未装上门窗的新房屋檐下,停着两口棺材。里面躺着一对夫妻:一天前,他们在出租屋吃过午饭后,因毒鼠强中毒身亡。
遗体隔着塑料薄膜浸在高度白酒里。过一两个星期,酒面下降,村民再买酒添进去。天气炎热,亲友还买来大量雪糕给棺材降温。新房就在进县城的交通要道旁,离码头不远。白天,路人会停下议论;夜里,有村民不敢独自经过。
夫妻俩的一双儿女也中了毒,后经抢救脱险。当时的魏家村二组队长王某参与买酒,二十多年后仍记得这些细节。最初,村民并没打算让遗体停放太久,案发第三天墓地已经选好;但案件未破,村民担心投毒者危害其他村民,共同决定继续停棺。直到当年11月,死者亲属从外村请来十多人,将浸泡了157天的遗体下葬。
案件真相始终成谜,警方曾在相隔9年的两次调查中锁定不同嫌疑人,最终均证据不足。二十多年过去,两家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死者何登介的母亲朱淑琼也出现明显认知退化,姐姐何登芳已六十多岁。她说,只要自己还没“入土”,就会继续为弟弟、弟媳追凶。

▲何登芳在弟弟、弟媳坟前祭奠
致命的午餐
一家四口中毒,夫妻俩送医途中死亡
去世时,何登介和妻子杨大香都三十岁上下,育有一双儿女,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何登介常年在外打工;杨大香身体不好,留在家中带孩子。她曾找人看“风水”,被提醒不宜住在老屋,于是想在村里租房。
在村里,房屋、地界和水,常绕不开亲缘。何登介家与何木匠家的爷爷辈是亲兄弟。当地人把棺材称作“木头”,何木匠是做“木头”的手艺人,与妻子李某的住所紧邻何登介家的出租屋。
何登介的姐姐何登芳如今六十岁出头,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她常端坐着,几乎一动不动。谈起案件,她说话一顿一顿,有时前后句接不上,有时话到一半便停下来看着对方。她记得,杨大香生前曾和婆婆朱淑琼一起找房,起初已与另一户谈妥,后来不知为何住进何木匠家旁一栋空置的水泥板房。

▲何登介和杨大香生前留影
二十多年过去,何登介的女儿小洋看到白色肉片,仍不敢下口。
2002年6月3日案发当天,最先中毒的是何登介7岁的儿子小何。当天,何登介因新房地界与邻居起争执打架受伤,随后到村医处输液。杨大香在家做午饭后,又去叫丈夫回来吃饭。
小何当时放学回家,看见家中没人,就自己吃了几片肉,开始不适。夫妻回家后发现小何不适,以为他中暑,便把他送到村医处。小何呕吐后被背回家,躺在床上。之后的情形,他意识模糊已记不太清。
朱淑琼得知儿子受伤,也赶来相劝。杨大香给婆婆舀了一碗肉片汤。朱淑琼心疼儿孙,谎称已经吃过,没有动那碗汤,因此躲过了一劫。她没想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女吃着吃着便站立不稳,接连呕吐。
王某至今仍记得赶到出租屋时的情景:小洋坐在矮桌旁,碗里是米饭和肉片;杨大香夫妻的碗中更多是汤。何木匠也帮忙联系了送医车辆。
村民把一家四口抬上车送医。王某记得,当时部分道路正在施工,路况不好。何登介和杨大香在途中死亡,小何、小洋经抢救脱险。
尸检显示,两人系毒鼠强中毒死亡。据2002年《重庆商报》现场报道,尸检后,租冰柜存放遗体费用高昂,而一家人此前的抢救费多为借款,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也没有着落。困境之下,有村民提出用白酒保存遗体。
村民买来棺材、塑料薄膜和白酒,将薄膜扎成袋子,装入遗体后放进棺材。王某当晚买来170多斤高度白酒,后来又补了160多斤。亲友每天从冰箱取冰放进棺材,直到立秋后。墓地虽早已选好,遗体却因案件没有进展,一直停在屋檐下。

▲何登介的母亲和一双儿女站在棺材前
这不是何家一户的决定。王某在当年采访中说,村民既害怕又愤怒:魏家村很久没发生过这样的投毒案,投毒者未落网,下一次可能落到任何一家。村里还安排专人守棺。
据当年报道,7月10日,奉节县公安局曾组织人员处理遗体。家属一度同意,现场村民却不答应,双方从上午僵持到下午,棺材最终没有被带走。何登介的新房紧邻进城主路,这场持续数月的“白酒泡尸”事件很快传遍县城。
在多方劝说和帮助下,何登介、杨大香于2002年11月8日合葬下葬。此前,奉节县公安局谢子荣接受《重庆商报》采访时说,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此类投毒案线索本就有限,村民又无人愿意站出来指认,毒源调查也未取得突破。
两次“锁定”嫌疑人
以及一些难以言说的往事
2026年7月中旬,何登芳爬上山,在弟弟、弟媳坟前烧纸、默默流泪。她绕着坟头来回走了几圈,看了很久,说坟比以前高了。再望向山下,少年时熟悉的村庄已被推土机推平,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谁投下毒鼠强,至今仍没有答案。

▲案发前的村庄如今已被城市覆盖
案发后不久,警方曾抓获第一个嫌疑人——何木匠的弟弟何登某。杨大香常到何登某家打麻将,何登某丢过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何登某因此怀疑在场的人,尤其怀疑杨大香,双方发生争吵。案发两天后,何登某被警方带走调查,多日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何登某获释后,死者家属一度仍怀疑他。朱淑琼、杨大香的父亲和何登芳反复前往当地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询问案件进展,递交或邮寄材料,希望真凶尽早落网。
这些年,何登芳手中积攒了厚厚一摞案件材料。搬家时,她丢过一大叠邮寄材料的票根,如今手上仍留着几十张。
何登介夫妻去世后,小何由祖母和亲友照看;案发一年后,小洋受资助到外地求学。小何记得,大姑一直为父母的事奔波,也曾带着他到不同部门拜访、询问,只希望案件尽快水落石出。有时,大姑还会遇到骗子。一次,有人开口索要数万元“代理费”,小何一听电话便觉得不靠谱。成年后,兄妹能力有限,只能承担少量相关开支。
2011年,案发九年后,警方再次进村集中走访。何登芳从办案人员处得知,那轮排查挨家挨户进行,春节期间也没有停止。
同年3月初,何登芳被叫到公安局。民警询问她与李某的关系,以及她对李某的看法。在何登芳印象中,比自己大几岁的李某平日为人还不错。她后来才知道,李某已成为嫌疑人,与其丈夫何木匠一同被抓。
何登芳说,她从律师和办案人员处得知,李某到案后曾称自己怀疑丈夫与杨大香存在不正当关系。不过,李某的供述有过反复,既有承认,也有否认。因始终未找到毒鼠强来源等关键证据,警方最终将李某和何木匠释放。
那几年,县城快速扩张。拆迁开始后,何登介夫妇租住的水泥板房、没来得及入住的新房,陆续从地图上消失。
何登芳说,李某获释后很少与村民往来,没有住进村里安排的还建房,连婆婆去世也未参加葬礼。这些举动加深了何登芳对李某的怀疑。
小何也认定李某是凶手。多年后,小何在村民聚集处见过李某。她被抓后头发白了许多,显得十分苍老;看见小何后,她一直低着头。小何说:“她最开始承认了,后来又翻供。其实她就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做了一件蠢事,但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李某被调查后,何登介的亲人才陆续说起一些此前难以对外启齿的往事。
何登芳说,母亲朱淑琼曾提到:杨大香租房前,她上二楼找杨大香,撞见何木匠只穿一条内裤,杨大香躺在床上。“我妈妈还在想,他作为一个大伯子哥哥,怎么还这样呢?”
如今,朱淑琼已八十多岁,听力和表达能力都明显衰退。何登芳再次询问,她已无法复述当时情形。
小何记得,母亲长期身体不好;一家人尚住老屋时,何木匠常在深夜敲门,从窗户给母亲塞东西。
何登芳说,杨大香曾提出让婆婆搬来同住,朱淑琼因还要看守其他房屋,没有答应。弟弟、弟媳去世后,她常反复想,如果母亲当时住进租屋,家里多一个人看着,后来的事情是否会不同。
何登介此前在福建打工,何登芳也常把重庆的水果运到福建售卖。临近春节,杨大香把做好的腊肉交给大姑子,说年后也想去福建打工。何登芳带走腊肉后,何登介却决定春节前回家建新房,杨大香也就没有成行。
高速路下的木屋
曾经的嫌疑人首次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找到何木匠和李某时,两人住在高速路下搭起的临时木屋里。何木匠拄着双拐,在门外给庄稼浇水。听说记者要问何登介夫妇遇害案,他让记者进屋。

▲何木匠和李某
何木匠的儿媳说,公婆在2011年被调查、羁押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受到影响。家人担心李某独自在还建房使用电器发生意外,何木匠才在高速路下搭起木屋,与她同住。
不久,满头白发的李某背着背篓回到木屋。得知来意,她立即喊冤,说案子根本不是自己做的,随后又走出客厅。何木匠则说,他们也想知道凶手是谁,自己被抓后是被迫承认犯罪。
李某随后回到客厅。她说,案发当天一早便和长期在家帮工的人下地,先在很远的河坝挖洋芋,再栽红苕,直到太阳很大的中午时分才回家。“我那会儿都没在屋头……我人都不在屋头,我啷个整他?”她反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夫妻俩说,案发当天有两名亲友在村医处看病,何木匠曾邀请他们到家吃饭。
李某称,自己从130多斤瘦至60多斤,“牙齿也被打掉”,如今只能戴假牙,因此所谓口供并非事实。何木匠也否认与杨大香有不正当关系,称一直把她当“亲姊妹”。他说,杨大香家用水不便时,他还从自家井里接出水管供其使用。
坐在一旁的儿媳说,如果老人真犯了错,“枪毙都可以”;但她坚信两人没有作案,称“全家同样想知道真凶是谁”。
据何登芳转述,目前负责案件的民警称,李某共有7次笔录,4次承认、3次否认,讯问过程全程录像,不存在刑讯逼供;李某被抓后确因精神压力明显消瘦,但被抓时已经戴假牙,并非牙齿在羁押中被打掉。
始终放不下
“又不是鸡啊狗啊,这是两条人命”
多年后,小何才把自己最先吃下的那几片肉说清。家属早年对外多称,他从锅里夹了肉,或先喝了肉片汤。小何告诉红星新闻,中午放学回家时家里没人,肉当时尚未下锅;他用母亲织毛衣的签子戳了几片生肉,在蜂窝煤灶上烤熟后吃掉。因为觉得偷吃肉不好意思,他一直没有完整讲述这段经过。
父母去世后,朱淑琼很长时间不敢像从前那样出门。何登芳说,母亲每次进出都要锁门,担心有人再次闯入。
小何说,小时候身边有人照顾,他不总觉得生活苦,也不懂失去父母意味着什么;长大后看到经历相似的孩子,才会突然难受。小洋离乡后与家人联系渐少,最初以为第一个嫌疑人被带走,案件便有了结果,后来才从姑姑和材料中得知,事情从未结束。
何登芳始终没有放下。她记得与弟弟最后一次在福建见面,两人各点一份饭,各有一个鸡腿。她心疼弟弟在外做苦力,把自己的鸡腿夹给他。弟弟说,春节要回老家建新房。她没想到,那会是姐弟最后一面。
何登芳常梦见弟弟、弟媳。梦里,两个人不说话,村子仍是拆迁前的样子。现实中,旧屋、码头早已改变,原来的地方被楼房覆盖。她如今仍在给各个相关部门交资料、问进展,办案人员对她的称呼也从“何家妹儿”,变成了如今的“何大姐”。
二十多年来,何登芳常去弟弟、弟媳合葬的坟前烧纸祭奠。近日,她围着坟来回走了走,上下打量了一下,觉得坟头比从前高了,按当地说法,这是好兆头。她希望两人在地下安稳,也希望活着的人等到一个经得起证据检验的结果。她的身边不断有人劝她放弃。“又不是鸡啊狗啊,”她说,“这是两条人命。”
8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当地警方处了解到,此案仍在侦办中。何登芳出具的一份名为《奉节县公安局关于何登芳反映问题的回复》也显示,目前该案仍在持续侦办中,公安局将穷尽一切措施,全力侦办该案。

▲奉节县公安局关于何登芳反映问题的回复
(文中人名小洋、何登某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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