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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家里是那种勉强供得起孩子念私塾的普通耕读人家。他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最剧烈震荡的年份，科举废了、皇帝没了、洋人扛着枪在中国横冲直撞，这一切对一个思想敏锐的湘乡少年来说，想不关心都难。
1915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两人年龄相差六岁，那天长沙各校学生在城东一处空场上集会，毛主席站在土台子上发了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列着“二十一条”的原文和批注，每一个条款旁边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对日本侵吞中国主权的痛斥。
李立三后来回忆说他那张传单一直留了两年多，每次看都觉得血往头上涌，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不读书了，要出去找救国的路。
1919年他随一批勤工俭学学生远赴法国，在那边半工半读，泡在马克思和列宁的书里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1921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全部生命投进了工人运动。
李立三开始搞工人运动跟当时的很多革命者不太一样。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做工人工作靠的是演讲和传单，在工厂门口摆张桌子讲一遍剩余价值理论，工人听了半懂不懂就散了。李立三不这么干，他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短褂直接走进安源煤矿的坑道里，和矿工一起光着膀子挖煤，收工后跟工人蹲在同一口锅前分黑面窝头。
矿工们一开始只觉得这个年轻人怪，后来慢慢发现他是真心替他们说话，才陆续有人开始跟他讲矿上的真实情况。
就靠着这些在矿井底下建立起来的信任，1922年2月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他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
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同时停下手中的活计，铁路工人拉响了汽笛，煤矿工人砍断了电线，整个矿区在几分钟之内从喧嚣变为死寂，一场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此爆发。
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担任俱乐部全权代表，两个人配合得滴水不漏，路矿当局先是假意谈判拖延时间，接着勾结军阀调来一个旅的部队企图强行镇压。
但罢工工人在李立三的调度下组织得极其严密，纠察队把守各路口，联络员在工棚之间递送消息，当局几度试图冲击罢工队伍都被挡了回去。
僵持了五天之后路矿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保障政治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十七项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也是整个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安源罢工成功之后李立三在上海继续把工人运动往更深的层面推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反帝示威，上海的街道上到处是举着标语的人群。
1927年1月他同刘少奇一起领导汉口、九江工人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当着英国军队的面直接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件事对当时整个国际舆论的震动极大，连伦敦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工人的力量已经不是一个外国驻军能压得住的了。
紧接着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李立三作为核心指挥员之一参与其中，起义工人以极少的武器和极大的勇气攻占了警察局、电报局和火车站，最终夺取了整个上海的控制权。
那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城市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李立三在其中的角色被共产国际评价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坦克车”，这个称号后来一直跟着他。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随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秘书长。1930年6月至9月期间周恩来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国内的实际工作完全落到了李立三肩上，他在这段时间实质上主持了整个中央的工作，成为当时党内最高决策者之一。
然而恰恰就是这个阶段，他犯下了这一生最大也最致命的政治错误。李立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他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工人阶级和红军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夺取全国政权。
1930年6月11日，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在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要求各地红军主力集中起来进攻中心城市，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城市武装暴动。
这套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很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红二军团由一万六千人锐减到三千人，洪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七军由六千多人减少到两千人，右江革命根据地也丢了；白区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牺牲。
1930年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紧急回国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和秘书长职务。同年12月他被派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进一步审查，此后在苏联一待就是十五年，直到1946年才回到祖国。
回国之后的李立三先后在东北局担任敌工部长、城工部长和工委书记，建国后担任过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他从不回避自己当年犯过的错误，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批评，态度坦荡到连许多曾经批判过他的人都为之动容。一位老同志后来回忆说，李立三作检讨时从来不说套话，一条一条地分析自己当时在决策上的失误，讲得清清楚楚。这种坦诚在那一代经历过重大政治风浪的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1967年那场风暴开始后，68岁的李立三在遭受连续身体摧残后，在北京砖塔胡同的住所中吞服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医院的死亡证明上他的名字被写成了“李明”，火葬登记表上填的是“自杀者李明”，骨灰以无人招领为由被埋于北京东郊，从此下落不明。后来追悼会上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他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平反昭雪，他骨灰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