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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历史的宏大叙事挂一漏万，小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隐入尘烟。
今年5月，一本非虚构新书《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1906—1950）》一经出版便备受关注。这本书聚焦于一个鲜少进入公众视野的特殊群体：包税人。他们与官府达成协议，凭借在地方社会中的人脉、威望和资源代征税款，在完成上缴定额后获取收益，充当着连接国家与乡村的中间人。
书名中的“红鞋城”，位于今天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双龙镇，因清末民初一段形似女鞋的城墙而得名。本书作者田毅与赵旭（红鞋城本地人）调研八年，爬梳档案、访谈200多位亲历者后代，记录下了这个历史叙事中的边缘小镇的一段往事。这个小镇里的人们也成为观察中国转轨时代的一扇窗口。通过追踪红鞋城四代包税人四十四年的命运沉浮，本书从侧面回答一个命题：从晚清到民国的转轨时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从传统乡土秩序滑向失序的。
这种对基层失序的解构，打破了大众对那个时代的固有想象。提起清末民国，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辛亥之役的轰轰烈烈、上海滩的风花雪月、知识分子的快意恩仇。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正是发生在红鞋城这样的县镇乡村。
这里没有那么多传奇，更多的是征税、征粮、抓丁，以及普通人在战乱与动荡中的艰难求生。正如一位读者读完全书后感叹：“我才知道，民国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谍战剧，它是我爷爷奶奶那样的生活。”
6月8日，搜狐文化邀请田毅做客直播间。在直播中，他详述了包税人的兴衰沉浮，并借此展示民国基层财政体系如何在不断加码的征敛中陷入“饮鸩止渴”的循环，最终走向崩溃。那些散落于档案中的小人物命运，也让晚清民国“革命”“启蒙”“现代化”等宏大叙事背后的残酷一面显现出来。
民国地方财政包税“成瘾”
理解红鞋城，首先要理解包税制。
包税并非民国独有。早在雍正时期，由于“皇权不下县”且基层官府人手有限，难以直接向千家万户征税，便将部分税种承包给地方个人或组织代征。当时雍正曾试图废除这种“包揽”制度，但两三年后发现税收难以为继，只能默认其继续存在。
到了民国，包税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县政府通过招标将税种承包出去，只考核既定税额；至于如何征收、征收多少，则由包税人自行操作，超出定额的部分皆归其所有。
这套制度效率极高（一些税种十年间增长数倍甚至十倍），但代价是征税权“私有化”。保长、乡绅、商人、地痞甚至土匪，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包税人。为了完成任务并榨取利润，各种加征、摊派层出不穷，税收沦为一门残酷的生意。
1932年，蒋介石、宋子文曾试图建立统一税收体系以废除包税制。然而地方财政早已包税“成瘾”，一旦取消包税，基层税收便瘫痪，改革最终流产。
随着军阀混战与连年战火，税负层层加码，包税制沦为维系民国基层财政运转的“输血管”，但也无可避免地埋下了日后自毁的种子。
四代包税人的异化嬗变
田毅最初的调研始于2010年，他原本只想借一个小镇勾勒晚清到民国的基层变迁。直到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材料汇集起来，他才觉察，包税人几乎贯穿了红鞋城历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四代人物的更替，恰恰对应着基层社会的秩序重构。
以侯大红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包税人，更接近传统商绅和乡绅。他们熟悉土地、宗族和乡村秩序，这一时期的税权与地方威望紧密结合，包税人在征税之余，还承担着调解纠纷、维持秩序、抗灾救援的公共功能。
进入民国后，税源开始从土地转向市场，第二代包税人高德荣随之脱颖而出。高德荣并非地主，而是活跃于骡马市场的“中人”。他精通交易规则、人情网络与商业流通，顺理成章地从市场经纪人被吸纳进税收体系，成长为包税人乃至副乡长。
辛亥革命后，地方税负急剧膨胀，军阀、土匪轮番征敛。面对缺乏现金的农民，高利贷与包税制度深度寄生，滋生了第三代包税人。以李耀庭为代表的新兴大户通过“垫税”放贷，将税赋转化为债务，再通过债务兼并土地。税权与债权的结合，让大批农民因欠税失地，沦为依附者。
到了40年代后期，第四代包税人的身份则发生了彻底变化。典型人物史立三既承包税收，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利用深入乡村肌理的税收网络掌握地方资源、输送情报物资。某种意义上，新政权最终进入红鞋城，也借助了这层早已深入社会末梢的人际网络。
时代大变局是谁在买单
晚清民国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包税人的更替，展现了财政权力对乡村的步步蚕食；而普通人的遭遇，则记录了这种财政扩张最真实的血泪代价。
辛亥革命后，红鞋城的百姓很快发现，改朝换代并未带来休养生息。守城保安团要经费，撤离的清军要军饷，新来的军阀势力同样要钱粮。对于普通人而言，政权更替最直接的感受不是政治理念的刷新，而是脚下的税负越来越重。
到了抗战与内战时期，这种负担走向畸形。红鞋城长期处于多股势力交错的夹缝之中：日军白天控制此地，强征暴敛之余，还强迫农民种植低价统购的鸦片；夜晚土匪出没劫掠，国民党武装与地方抗日力量也频繁活动。
百姓顾不上关心谁是统治者，他们最恐惧的现实是：谁又来收税、收粮、收牲口了？田毅介绍，当时周边许多村庄一到夜晚便空无一人，农民不得不赶着牛马骆驼，躲进荒野旧河道或树林中过夜，形同流民。
随着税负无休止地加码，变卖资产甚至卖儿卖女，从个案变成了许多家庭的共同命运。
女人一样被抓丁与课税扼住了喉咙。直播中，田毅展示了两份未刊入书的档案：1948年4月，本县芙蓉巷八号妓院向警察局报上两份申请：一为二十三岁的刘荷花“甘愿”为妓——她丈夫两年前被抓丁不知所踪，自己无力生活；一为十六岁的妓女芸莲花从业所得相较每日税捐入不敷出，“甘愿从良度日”。为妓或从良，她们都无处可逃。
刘荷花因抓丁而沦落风尘，芸莲花因税负沉重而无路可走。这是两个在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的个体，却如一滴水般折射出时代车轮碾过时的残忍——税收，早已榨干了普通人的家庭、生计与尊严。
到了40年代后期，国民党在基层的征粮抓丁已完全病态地依赖包税人。当这群追求利益的中间人最终因无油水可捞而选择不愿征、征不上或消极应付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便瞬间瘫痪。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包税人最终按下了民国的‘自毁按钮’。”在田毅看来，包税人虽非民国崩溃的唯一原因，却是最终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 : 1906—1950
田毅/赵旭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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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北塱
统筹：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