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和平的基调中，电影节组织方以及法国外交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没有任何参与国感到被冒犯。为此，主办方在电影节章程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授权在特定情况下撤回影片。

但在冷战对抗的时代里，这种“维持和谐”的努力注定难以实现。不同国家相互抗议、影片被迫撤出的情况，在早期的戛纳电影节屡见不鲜。整个50年代，戛纳组委会共动用了11次撤片条款，其中仅1956年就有6部影片遭到审查和撤回。这一大规模撤片风波直接导致戛纳组委会在次年删除了这一条款。

此外，早期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影片由每个国家自行选送。在西方国家，推荐权通常掌握在制片商组成的行业协会手中；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官方的电影委员会负责选送。这种机制使得商业利益与国家形象宣传经常凌驾于影片的艺术价值之上。

1955年的戛纳电影节现场

尽管长期受到政治与商业因素牵制，戛纳电影节依然迅速成长为世界瞩目的文化盛事。索菲娅·罗兰、格蕾丝·凯利、加里·格兰特、阿兰·德龙等国际巨星的造访，也让戛纳逐渐与明星、红毯和时尚紧密绑定。

1959 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将电影市场纳入电影节的体系。通过吸引全球电影从业者来到现场，鼓励他们建立联系和合作，戛纳在推广电影产业方面扮演了更加公开的角色。

电影、评奖、明星、红毯与产业交流，这些如今戛纳电影节中的核心元素，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初具雏形。

当革命冲进红毯，戛纳电影节如何自我革新？

20世纪60年代，媒体关于戛纳电影节的报道越来越强调一个问题：主竞赛单元保守乏味，由各国推荐的影片缺乏创新，大量真正有趣的电影被挡在门外，而奖项评选也越来越像政治妥协的产物。

1961年，一批不满现状的法国影评人在电影节期间租下了一个放映厅，自发组织放映，结果引起了轰动。次年，戛纳电影节官方正式授权法国影评人协会举办一个独立的单元——“影评人周”。

该单元聚焦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在发掘新人导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革命前夕》、肯·洛奇的《小孩与鹰》、王家卫的《旺角卡门》都曾在“影评人周”亮相。

1968年戛纳电影节现场的学生抗议

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法国，反建制、反传统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场抗议很快蔓延到戛纳电影节，以戈达尔和特吕弗为首的法国“新浪潮”导演公开向戛纳电影节施压，要求暂停电影节，以声援学生与工人的抗议活动。最终，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中途宣告中止。

在抗议者眼中，电影节已经变成一个腐朽、商业化、充满审查与政治交易的地方。而这场风暴，也让电影节组织者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此后的戛纳电影节开始朝着更加独立、更加注重创作自由的方向发展。

在抗议浪潮的冲击下，1969 年入选的影片大多围绕革命主题。当年的奖项也印证了这一点，获奖影片包括讽刺英国学校体制的《如果》和关于美国反文化一代的《逍遥骑士》。

关于“垮掉的一代”的电影《逍遥骑士》

1969年，法国导演协会创办“导演双周”单元，试图打破僵化的电影节格局。与只关注新人导演的“影评人周”不同，“导演双周”强调创作自由、艺术为先，只要片子够创新、够大胆，都有机会入围。

更重要的是，“导演双周”强化了“作者电影”的概念：电影被视为“某位导演的作品”，而不再是“某个国家的作品”。电影节策展人与导演之间开始建立起更加直接、个人化的联系，而国家电影委员会与制片协会的中介作用则被大幅削弱。

虽然“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至今仍属于戛纳体系中的非官方“平行单元”，但它们倡导的理念却深刻改变了整个电影节。

1972年，戛纳电影节正式取消“国家选送制”，改为自主选片，电影节的独立性大幅提升。1978年，电影节又增设“一种关注”单元与“金摄影机奖”。

“一种关注”单元聚焦美学风格鲜明、表达非传统的作者电影，如今已是含金量仅次于主竞赛的核心单元；而“金摄影机奖”则面向所有单元中的导演首作，进一步强化了戛纳对新导演的扶持。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戛纳电影节在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更新。相比之下，同样受到抗议浪潮冲击的威尼斯电影节则在1969年至1979年间长时间停止官方评奖。此消彼长之下，戛纳彻底奠定“第一电影节”的地位。

Netflix和AI来袭，戛纳电影节还能代表电影吗？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戛纳电影节开始更加积极地发掘世界各地电影作品，大量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的导演进入戛纳的视野。

上世纪最后20年里，戛纳更掀起了一股亚洲电影热潮。黑泽明的《影武者》、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张艺谋的《活着》、王家卫的《春光乍泄》、杨德昌的《一一》、姜文的《鬼子来了》等作品相继在主竞赛单元获奖。

《霸王别姬》剧组在戛纳

90年代初，法国在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中坚持“文化例外”原则，主张文化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不应完全遵循自由贸易逻辑。这一立场在好莱坞看来，无异于贸易保护主义，也一度引发好莱坞大片厂对戛纳电影节的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戛纳开始更加重视美国独立电影。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都在这一时期的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

1994年，颠覆传统的《低俗小说》斩获金棕榈

与此同时，戛纳电影节的产业属性也进一步强化。1998年，电影节设立“电影基石”单元，为全球电影学院学生提供展示平台；戛纳电影市场也迅速扩张，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交易平台。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后的戛纳电影节，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多元化与综合化。它既是艺术电影的圣殿，也是电影人才的孵化器，同时还是全球电影产业的重要枢纽。

不过，面对近年来的技术浪潮，戛纳电影节逐渐显露出一种保守姿态。

2017年，Netflix出品的电影《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登陆戛纳主竞赛，引发法国电影行业的强烈抵制。

《玉子》导演奉俊昊和时任Netflix首席内容官泰德·萨兰多斯

争议的核心，源于法国独特的“院线窗口期”制度。按照当时的法国法律，电影在影院上映后，必须等待36个月才能登陆流媒体平台（如今已缩短至约15个月）。而Netflix坚持“全球同步上线”或极短窗口期的发行模式，这意味着其影片不可能在法国公映。

在法国院线行业看来，Netflix既不用遵守窗口期规则，又不向法国电影基金缴纳税款，却想利用戛纳的光环为自己做广告，这是对传统电影工业的“掠夺”。在强大的抵制声浪中，戛纳电影节在2018年出台新规：只有承诺在法国影院公映的影片，才有资格入围主竞赛单元。

这项规定被视为戛纳对院线行业和“大银幕观影”传统的捍卫，也导致戛纳与Netflix关系破裂。此后，Netflix出品影片大多转向威尼斯电影节，而在戛纳主竞赛单元几乎“绝迹”。

戛纳电影节传统的海滩放映

而如今，随着AI技术迅速进入电影业，戛纳电影节似乎再次选择站在技术的对立面。

在本届电影节片单发布前，戛纳电影节主席艾瑞斯·克诺布洛赫表示：“我们捍卫所有人类的创作自由，但仅限于人类。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片场、剪辑室以及创作流程。我们不会视而不见，但我们拒绝让人工智能在影像背后主导电影、制定规则。”

我们现在无法断言，戛纳对新技术的抵制是否代表了电影行业的正确方向。但在无法逆转的技术浪潮面前，电影节与整个电影行业，或许又一次站在了属于自己的“五月风暴”时刻。

参考资料：

玛莉·德·法尔克，《电影节的历史、理论、方法、实践》

戛纳电影节的历史 https://www.festival-cannes.com/en/the-festival/the-history-of-the-festival/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