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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炀帝嗣兴”，指炀帝即位之初，也就是大业元年（605）。所谓“又变前法”，文首用“又”字，指前朝，也就是文帝时期，对选举已经有过变法（按，当指开皇七年[587]改革察举制度，设置贡举制度，有秀才、明经、宾贡三科）。至炀帝即位后，再作变法。变法的内容，即“置进士等科”，明确指出炀帝即位后，改变前法，创设了进士科以及其他科，所以说“等科”，并非只创置进士一科而已。这个问题可再追问增设哪些科目？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实施的情形看来，除进士科外，应该还包含俊士科，连同旧有的秀才、明经二科，共有四科。

炀帝大业元年（605），改变前法而设置进士科的实例，拙书（46-47页）已指出若干，例如：

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郡守陈思道墓志，文字虽残缺很多，却可作为进士科起于大业元年（605）的重要依据。其曰：

公弱冠及进士第，授北地郡守，迁谏议大夫。……以大业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家。

此处之北地郡守一职，当非起家官。其以大业二年（606）八月卒，极有可能是弱冠进士及第，也就是大业元年（605）。此说如不误，陈思道当是建置进士科之初，首批登第之佳例（以上是参考陈直说，以为进士科始于炀帝大业元年[605]，参看陈直：“隋进士科开始于炀帝大业元年考”，收入《陈直著作选 下》，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876-883页）。

隋陈思道墓志（参看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6页）

此外，拙书亦举出大业年间登进士科者如下诸事例：

大业五年（？）：杜正仪（贡充进士，起家官不明）

大业十年：房基（宾贡甲科，授宣议郎）

大业中：张损之（进士甲科，起家官不明，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参看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条引“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台北世界书局，1967年，第5页；又见《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杨纂（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参看《旧唐书》卷七十七本传、《新唐书》卷一〇六本传亦同）

其中关于房基之例，《隋书》无传，亦不见相关文献记载。所谓“宾贡甲科”，提示宾贡科有甲、乙第，正如唐制进士科有甲、乙第（参看《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条）。大业七年（611）之际，炀帝已将宾贡科改为进士科，碑志用宾贡名称，当是沿用旧制。

此处可再举如下数例：

薛述，史书无传。“唐故雍州司马薛公（述）墓志铭”曰：“隋大业中（三年？），射策甲科，拜著作佐郎。”贞观廿三年（649）十月卒（高宗已即位），年六十二（故宫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上册》，文物出版社，2021年，70页）。其射策甲科时间，若以弱冠计，当是在隋大业三年（607）应试。何谓“射策甲科”？史载不明。

按，“射策”一事，自汉以来，朝廷取士，采用射策。唐杜甫《醉歌行》曰：“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宋郭知达辑注曰：“前汉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又引唐颜师古曰：

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参看杜甫著、郭知达辑注、聂巧平点校：《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一《古诗·醉歌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41页，标点略作改动）

此处已详细说明射策之制，在察举时期，秀才、明经也都用射策，至隋朝实施贡举亦然。唐朝贡举制度采用策试，只行用于进士科。所以唐朝的秀才、明经科偶见采用策试，或属于例外。薛述在炀帝大业三年（607）射策甲科，从唐朝贡举制度看来，极有可能是指进士科及第，因为唐朝只有进士科才分甲乙第。

范义頵，“唐周王府咨议参军事崇贤馆学士范君（义頵）墓志铭”曰：“年甫弱冠，肇应嘉举，射策高第。”（《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上册》，85页）据墓志，范义頵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卒，年七十六，其弱冠时间，当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志曰：“射策高第”，如上述薛述之例所示，有可能是进士科及第，无法进一步推断。若从唐太宗、高宗时期，范义頵以太学博士参与修撰《五经正义》当中的《尚书》看来（参看《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炀帝大业三年“射策高第”一事，不排除是明经高第。

至于隋代秀才、明经科登第之实例，除拙书所举诸例外，尚可再找到若干，因不在拙稿范围，于此从略。

隋唐贡举制度中的宾贡与宾贡科

“宾贡”一词，不见于古典礼经。魏晋以来，偶见其词，或作远夷宾服朝贡之意，或作地方贡士举行宾兴之礼（乡饮酒之礼）。“房玄龄碑”曰：“年十有八，俯从宾贡”的“宾贡”一词，当是首见作为贡举科目中属于贡士考试科目的名称。新创“宾贡”科之详细论证，请参照前述拙书。此处再强调以下几项。

一、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建置贡举制度时，没有进士科。此事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前述薛登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尤其是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又变前法”，将宾贡科改称进士科，始有进士科一事，常为学界所忽略。

二、“房玄龄碑”曰：“年十有八，俯从宾贡。”两《唐书》《房玄龄传》将碑曰“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这是因为进士科在唐宋年间已经成为登龙门的科名，所以史官用当代的“进士”科名，将碑曰“宾贡”科名改称“进士”。清陆增祥在录其碑文之后，按曰：“至碑云年十有八，俯从宾贡，言举进士也。”（参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6，卷三十五，30页，总页4573，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亦即此意。就贡举登第年龄而言，《房玄龄传》与“房玄龄碑”并无二致。韩国磐以为就房玄龄碑、传之例，进士科至迟于开皇十五或十六年已出现。根据前述第一项，韩氏说应不能成立，也就是此时并没有设置进士科，除非能证明唐·薛登说非为事实。

“房玄龄碑”，摄自冀亚平主编：《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梁启超旧藏碑帖精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23页。张沛编著《昭陵碑石》[图，23页；释文，122页，三秦出版社，1993年]藏“房玄龄碑”，文字磨灭，无法尽读。

三、“房玄龄碑”为何曰“俯从宾贡”？俯从即俯就，也就是屈从之意。盖此科特为提拔中下阶层士人子弟而设，连同中央官学国子监增设四门学，招收包含庶民子弟，目的是要从养士、取士双管齐下，奖拔人才，企图突破当时门阀社会特权的传统。秀才、明经二科是察举时代以来，门阀社会子弟出身的途径，文帝为开创新局势，必须另谋新政策。所以在对察举“变法”之下，增设“宾贡”科，取古典礼经所谓宾兴之礼以贡士之意，定其科名，简称为“宾贡”。房玄龄为齐州人，当是先通过齐州考试，再参加中央宾贡科考试及第者。由《旧唐书·房玄龄传》可知玄龄曾祖、祖、父三代只任郡守、州主簿、县令，位卑，不得不俯从新设的“宾贡”科目。两《唐书》《杜正伦传》记载隋朝杜氏“一门三秀才，为世歆美”，不语及杜正仪“贡充进士”事，以致正仪其人鲜为世所知，足见进士科在隋代尚不受社会重视。

四、褚遂良对隋文帝创置宾贡科应该不陌生。“房玄龄碑”是褚遂良所书，大约立于永徽三年（652）。今所见碑文，文字漫漶，残缺不少，无法尽读（参看王昶：《金石萃编》，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卷五十，第1页，总839页，以及文后王昶等人的考证）。据《旧唐书·褚遂良传》，可知遂良为褚亮之子。隋大业末，随父在陇右。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唐太宗贞观十年（636），自祕书郎迁起居郎。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病危，遂良与长孙无忌为托孤之臣。高宗后来欲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为后，遂良反对，被贬为爱州刺史。显庆三年（658）卒，年六十三。褚遂良曾与房玄龄等受诏重撰《晋书》，贞观二十年（646）书成。至贞观二十二年（648），玄龄因故被谴归第，褚遂良时任黄门侍郎，上疏喊冤，曰：“为臣之勤，玄龄为最。”又曰：“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旧唐书·房玄龄传》）房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据《新唐书·房玄龄传》可知卒年七十一岁，褚遂良为五十三岁，所以房玄龄大褚遂良十八岁。高宗永徽三年（652），褚遂良撰写“房玄龄碑”，当时为五十七岁。若逆算遂良十八岁之年代，正是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再往前逆算其出生时代，是文帝开皇十五年（595）。从以上背景陈述，再加上褚遂良博涉文史之学养，可知褚遂良对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创置“宾贡”科，以及炀帝大业元年（605）将宾贡科改称进士科一事，应该不陌生。所以褚遂良撰写“房玄龄碑”曰“俯从宾贡”，不是凭空杜撰。若登秀才、明经二科之一，无需称为“俯从”，亦非“宾贡”之意。

五、宾贡科与宾贡进士。唐代贡举诸科中以进士科最受青睐，至晚唐时期，国势衰弱，为争取近邻友邦支持，开放其士人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当时亦称为“宾贡科”，只是放榜时附在进士科榜尾。此时之“宾贡科”，其实就是进士科，所以又称“宾贡进士”，这是因为进士科源自隋代宾贡科的缘故。外邦士人在晚唐宾贡科登第后，可在中土入仕，回国亦受录用。结果，以新罗及其后的高丽士人登第最多，其次是渤海国，可考的尚有少数长期居留于中土的色目人（如大食、波斯人等），至明代尚有安南、占城、琉球等士人。唐诗中，常称新罗士人为“宾贡进士”，就是基于此历史背景而来。此制实施至明朝初期。前辈学者严耕望已有论述，阎文儒、杨希义等踵之，读者可参考，拙书只是附其骥尾而已。

兹欲再进一步说明者，如下几项：

关于晚唐以后的宾贡科。《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曰：

（太宗淳化）三（992）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

此事在《高丽史》卷74《选举志》曰：

（成宗）十一（992）年，（崔）罕、（王）琳（彬）登宾贡科，授秘书郎。

两者对照，正说明“宾贡进士”及第就是“登宾贡科”。《高丽史·选举志》此处明确记载“宾贡科”，必有所据，也就是“宾贡”之后加“科”字，证明“宾贡”为贡举科名，毋庸置疑。此其一。

关于放榜方式。高丽名儒崔瀣（1287-1340）《拙藁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曰：

（唐穆宗）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

又曰：

所谓宾贡科者，每自别试，附名牓尾。

据此可知新罗金云卿是首次在唐“宾贡科”及第者。其题名杜师礼榜，则长庆元年（821）榜是以师礼为状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1034）夏四月辛卯（初二）曰：

赐高丽国宾贡进士康抚民同出身，仍附春榜。

此即康抚民被赐同“宾贡进士”出身。不论赐宾贡进士及第或者赐同宾贡进士出身，都附于进士榜末，即与唐制相同。这些事例，说明宾贡或宾贡进士位同中朝进士，属于贡举科目之一。宾贡进士附于榜末一事，至元朝取消，改为一视同仁，与中朝士人同列进士榜。此其二。

新罗、高丽王朝宾贡科登第举隅。安鼎福（1712-1791）《东史纲目》卷五上曰：

长庆初，金云卿始登宾贡科。所谓宾贡科者，每自别试，附名榜尾。自云卿后至唐末，登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之际，亦至三十二人。

由于高丽王朝时代到中朝来参加“宾贡科”考试者甚多，所以韩国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五《选举考二·科制二》特附有“宾贡科”条目，详述其事。此其三。

以上三项，论者常忽略，特于此再作补白。

六、“宾贡”诸义

古典礼经无“宾贡”一词，魏晋以来偶见此词，如（阙名）“晋护羌校尉彭祈碑”曰：“远夷望风……率服宾贡。”（赵明诚撰：《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卷二十，第8页，总8919页）此处之宾贡，即依宾礼朝贡。《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有所谓：“绝宾贡之礼”，此即无依宾礼朝贡之意。至于《隋书》卷七十三《循吏·梁彦光传》记载彦光为相州刺史，地方学校学生大成之后，举行“宾贡之礼”，然后赴中央参加贡举考试。此处宾贡之礼，当指乡饮酒礼。就现存资料看来，至隋代期间，“宾贡”含有两义，一为宾礼朝贡，一为乡饮酒礼，再加上开皇七年（587）贡举科目中增加“宾贡科”，亦即成为新建贡举制度科目之一，连同前述两义，共有三义。

至唐朝期间，“宾贡”含义，除上述隋代三义（包括晚唐于进士榜末增设宾贡科，即所谓宾贡进士科）外，更增广运用，进而亦将宾贡解为贡举。其因当是进士科受到朝野重视，进士科前身“宾贡”一词，连带被朝野喜好，宾贡遂亦作贡举之义。例如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曰：“凡三典宾贡，三掌铨衡，藻鉴表于知人，清通播于令问。”（参看《文苑英华》卷九一八《碑·神道·职官》）这样一来，“宾贡”一词在唐朝就有四义：宾礼朝贡、乡饮酒礼、贡举科目之一科、泛指贡举制度。拙稿所论，系就贡举科目之一科的起源进行探索，论者幸勿以其他三义之存在来否定浅见。

七、隋代宾贡科实例

隋炀帝嗣位（605），将文帝开皇七年（587）所创置的宾贡科，改为进士科；所以宾贡科实施期间，为开皇七年（587）至大业元年（605），前后共十八年（587-605），时间不长，相关资料因而存留极少，今日不易找到实例。

就隋文帝时期“宾贡”科及第之实例，拙书除“房玄龄碑”所说的“年十有八，俯从宾贡”（约开皇十五年[595]“宾贡”科及第）外，尚可举如下数例：

王安，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0页）“贞观〇五〇”条，揭载“唐故蒲州虞乡县丞王君（安）之志”曰：“举涉龙门，试策甲科。”根据此志，王安卒于唐贞观八年（634），享年六十七。志曰：“少游闾里”，若以弱冠登科，是在隋开皇七年（587），可能就是第一批“宾贡科”及第者。

李靖，见于“李靖碑”曰：“雍州引升宾贡，策（下缺）”（张沛编著：《昭陵碑石》，137页，但王昶《金石萃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卷五十一，16页，总页859]释为“俄而雍州引□宾□（下缺）”，其不能判读之处，在《昭陵碑石》释为“引升宾贡，策”）。若以二十岁计，当在开皇十年（590）登第。

高士廉，本名高俭，《旧唐书》卷六十五曰：“高士廉传”，《新唐书》卷九十五曰：“高俭传”。其“高士廉茔兆记”曰：“敬从宾贡，射策□（“甲”？）第”（参看前引张沛编著：《昭陵碑石》，125-126页）。若以弱冠二十及第，则在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其与房玄龄及第时间相当。

至于隋炀帝以后至唐初的史料，仍可见到登“宾贡科”之例，这是袭用隋代旧称，当时应当称为进士科。例如：

房基，“房基墓志铭”曰：“隋大业七年，任国学生……既预宾贡，策应甲科，授宣议郎”（参看“大唐故冀城令饶阳男房府君墓志铭并序”，收入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14页）。大业七年（611）之际，炀帝当已将宾贡科改为进士科，碑志所谓“既预宾贡，策应甲科”，仍用“宾贡”名称，当是沿用旧制。

河南孟津出土“唐故司成孙公（处约）墓志铭并序”曰：

（处约）初膺宾贡，特简帝心，擢第金门，升簪篷阁。贞观元年，授校书郎（参看黄明兰：《唐故司孙处约墓志铭浅释》，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此为贞观元年（627）或稍前（武德）之例，其基本用语为“初膺宾贡”“擢第金门（甲第？）”。所谓“初膺宾贡”，当是以乡贡身份应进士科考试者。“宾贡”者，仍为进士科之意。及第“金门”（甲第？）后，授校书郎。足见此时犹袭用“宾贡”旧名以称进士，史书失载此事，可补其不足。

唐人小说中的《游仙窟》，记述男主角，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举授关内道小县尉。”此处亦曰：“……宾贡……甲科。”《游仙窟》当是张鷟所作，其男主角也当是张鷟本人（参看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171-176页；汪辟疆：《唐人小说》，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41-43页汪氏“《游仙窟》按语”）。《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曰：“调露初，登进士第。”当是《游仙窟》所谓“前被宾贡，已入甲科”，也就是用隋代开皇旧称。

以上所述，说明目前能掌握有关隋代创置贡举制度的基本史料有两种：一是唐朝薛登的叙述，一是隋唐墓志碑铭。资料虽然有限，拙稿仍可得出隋代创置贡举制度之梗概。简单说，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创置贡举制度，分为三科，其中秀才、明经两科为沿袭察举时期旧制，新创科目为“宾贡”科，用以奖拔中小阶层士人子弟，以抑制门阀社会的垄断，包括中央官学增设四门学，从养士、取士双管齐下推动改革。至炀帝即位之初，将宾贡科改为进士科，至唐朝，进士科独盛。晚唐穆宗以后，为扩大友邦作为奥援，开放唐朝最受重视的进士科，让东亚士人子弟报考，放榜于进士科之末，并采用隋文帝所创建的宾贡科名称，以宾礼取士。元朝时，将放榜一事，改为一视同仁，不再置于榜末，施行至明初。东亚诸国在唐朝影响之下，此后也根据其本国需要，陆续在本国实行贡举制度，再加上东亚士人子弟也可到中土报考宾贡科一事，实是贡举史上非常令人瞩目的一章。

（拙稿部分墓志资料，承蒙陈丽萍研究员协助搜集，谨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