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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人，要么深得孙中山信任，要么有军事威望，自然可以托付。但陈其美和朱执信走的早，陈炯明又叛变，因此自然无法成为接班人，而我们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民国后来政治人物，在当时都难以服众。

首先，廖仲恺

孙中山在世时，廖仲恺、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其中孙又首推廖仲恺。因为，廖仲恺善于理财，做事又有魄力，政治眼光远大，主张加强工农联盟，推动土地改革，改善底层民众生活，左向明显。那么，孙中山为何不选廖仲恺为接班人呢？

孙中山北上，任命代理大元帅时选的是胡汉民；在前方督师时，委托管理后方的是胡汉民、而不是廖仲恺。据说，孙中山解释：委托于胡，廖可以服从；委托于廖，胡一定不服，广州内部就会不和。因此，有胡汉民在前，孙中山几乎很难选择廖仲恺。

不过，1924年后，廖与孙、乃至与国民党内多数人的观点存在分歧，由此导致他随后辞去大元帅府军需总监一职。随后，廖孙函电骤减，并且两人关系似乎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遇刺逝世。

其次，胡汉民

既然孙中山多次委托胡汉民代管，且当时胡是代理大元帅，那么孙临终前，为何不顺理成章的指定他为接班人呢？

因为胡汉民品行的确不错，君子风格，但太过恃才傲物，过于清高，过于刻薄，没有什么朋友。

李宗仁回忆录中写道：“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

当时，国民党内部上至元老、下至普通人，都尊敬胡汉民，但也没有人认为他能成为让众人归于一心的领袖，即“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但问题是，即便没有孙中山的指定，但毕竟当时胡汉民担任代理大元帅，按理说可以顺理成章的接任才对，为何没有呢？这也与汪精卫背后使招有关，即提出“合议制”挑选接班人，就阻止了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的身份顺利成为合法继承人。既然大家合议，以胡汉民的性格，自然很难获得多数推选。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9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借廖仲恺案，将胡汉民赶下台，之后胡汉民就远离政治中心。

第三，汪精卫

文章开头侍卫李荣回忆说过，孙中山在病榻之上还喊过“精卫”，而汪精卫又跟随孙北上，那么孙为何不选他为接班人呢？

李宗仁回忆录写道：“（汪精卫）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当时很多元老认为汪是伪君子真小人，也是办不了事、负不了责的“花瓶”。

所以，“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也就是说，当时汪精卫名气很大，曝光率很高，但就他本身而言，其实没有担任过具体实务职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接班人。一旦这样的人上台，大概率将是国家之灾难。

第四，蒋介石

至于蒋介石，虽然蒋介石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但孙中山去世时的蒋介石，既不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还不是候补委员，没什么影响力，何谈选他为接班人？

当时，蒋介石只是掌握了部分军权，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比他威望高、实权大的人还有好多。况且，蒋介石还有一个臭毛病，就是动辄辞职（或是辞职要挟），从1918年7月-1924年9月间，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14次，这样的人如何成为接班人？所以，孙中山一直不太重用蒋介石，以至蒋1963年回忆时还有怨气，即“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蒋出生于1887年）。”

或许，孙中山看到了蒋介石的一些问题，即李宗仁回忆录中谈到的蒋介石：“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于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熏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

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启程北上的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也是最后一次公函，之后直到孙中山去世，孙没有给蒋介石下过任何公函或指令。

总之，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或与其政治理想相关，但更多的可能是无人可选，以上几人（除蒋介石，当时他还没有资格成为接班人）都很难服众，一旦强行指定某人，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内部不和。或许正因如此，孙中山才没有指定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