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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1975年2月25日，一份由公安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被送到杭州，摆在毛主席案前。
报告里列了293个名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押在功德林、抚顺、山东、西安等地战犯管理所里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战犯，其中包括219名军官、21名党政人员、50名特务、2名伪满战犯和1名伪蒙战犯，公安部反复核查之后在这些名字的末尾用红笔圈出了13个人，并附上一行建议：此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
这13个人的名字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此刻被文件上那支红笔圈住的13个人自己大概还蒙在鼓里，正像之前的每一天一样在牢房里发呆、写字、跟管教抬杠，而这封由时任公安部长华国锋亲自把关上报的报告，几乎已经把他们的下半辈子锁在了高墙之内。
公安部之所以对这13个人咬死不松口，不是没有原因的。从1959年开始到七五年之前，新中国已经先后进行了六批战犯特赦，释放了296人，每一批释放的前提条件都是认罪悔过和确有改恶从善表现。
而眼前这13个人要么认罪态度极差压根不承认自己犯过罪，要么抵触改造采取软抵抗策略把自己当块顽固石头。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等人长期以“各为其主”为借口替自己开脱，管教组织政治学习时徐天任曾经梗着脖子当众反驳说“我打的是内战，不是对外战争，有什么罪可认”。
谢代生干脆连思想汇报都拒绝写，半年交上来的本子上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而杜超群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替蒋介石打内战”的时候居然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这13个人里头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周养浩，他是军统核心大特务出身，绰号“书生杀手”，看着文质彬彬实则心狠手辣，杨虎城将军一家被杀害就是他亲自参与执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整整二十五年，其间管教无数次找他谈话劝他认罪服法，他却从头到尾坚持同一个说辞，“各为其主，无罪”。管
理所组织犯人学习讨论，他不仅不发言还经常冷笑着打断别人说“你们这些人是真的悔改了还是为了早点出去装的”。
这种态度在管理所里属于教科书级别的顽固不化，公安部在考量了所有在押人员的改造表现之后得出结论：这13个人思想没有真正转变，放出去之后存在极大的社会隐患，必须继续关押改造，以观后效。
华国锋把这份建议继续关押13人的报告拿到毛主席面前以后，毛主席把整份名单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看完公安部那些关于“继续关押”的详细理由之后并没有点头同意，反而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当场愣住了的话：“都放了算了。
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他还专门作了具体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他话锋一转又加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他们放下武器25年啦！”
这还不算完，报告里提到安置在农村的被特赦战犯每月生活费只有15元至20元，毛主席看了这个数字也直接不满意，“15元太少”。随后他批了三个字：“气魄太小。”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华国锋随后召开会议落实这件事，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
两天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特赦令宣布特赦黄维、文强、李九思、刘镇湘连同那13个被红笔圈住的名字在内的全部293名在押战犯。至此，自1949年以来羁押的全部856名国民党战犯处理完毕，其中特赦589名，刑满释放65名，另案处理10名，按起义投诚对待25名，病亡167名。
其实毛主席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笔算得极其通透的战略账。这13个人关在里面关了整整25年，个个都已白发苍苍走路都喘，就算心里还顽固能折腾出什么浪花？
更重要的一点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没有必要再靠关着这几个死不悔改的囚犯来维持国家威信，而把他们放了恰好能反衬出国民党当年屠杀共产党人那种“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穷凶极恶。
当时正值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时期，台湾当局正拼命在国际上抹黑大陆说大陆虐待战犯，而大陆这边一次性把全部293名战犯都完好无损地释放出来。
每人发了新衣服和一百块零花钱，有病治病，有工作的安排工作，丧失劳动力的国家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之后又想回来的照样欢迎，这份气度直接把蒋介石那边制造的谎言从根子上戳了个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