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2025 年的美国政坛仍可观察特朗普 2.0 的内外施政,那么进入 2026 年,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心便不可避免地转向 11 月的中期选举。这不是议题的更替,而是政治逻辑的切换——理解美国的主线,也必须从“执政美国”,转向“选举美国”。当选举逻辑开始主导政治行为,政策、制度与对外关系的判断标准都会随之发生位移:治理让位于动员,长期目标让位于短期胜负。
中期选举历来是美国政治周期中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它是在政府履新任期过半时,对执政表现与民意基础的一次集中检验;另一方面,它也是在野党制衡执政党的核心制度安排,亦是最具实质约束力的窗口。正因如此,每到中期选举年,两党的政治精英开始将主要资源全面投向选举筹备,一个以选举为中心运转的美国,逐步替代那个本应以治理为中心运转的美国。
在这一阶段,无论总统在国内外舞台上频频挥舞政治大棒,还是国会议员在立法程序上反复拉锯,其政治判断与政策节奏都不可避免地围绕中期选举展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选举不再只是制度流程中的一环,而成为牵引几乎所有政治行为的主轴:政策是手段,叙事是武器,议题是弹药,最终都要落到“票”上。
2026中期选举:对特朗普至关重要的政治关卡
对“二进宫”的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并不陌生。特朗普 1.0 任内,2018 年的“蓝色浪潮”不仅终结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也迅速将其执政后半程推入结构性受限状态:立法推进受阻,政治对抗升级,并最终两度遭遇弹劾。这一经验,使中期选举成为特朗普政治轨迹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关卡”。
即便在不执政的 2022 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仍以共和党事实领袖身份深度介入选战,试图将个人动员力转化为党内组织优势。然而结果却是共和党在多个关键选区失利,在整体环境有利的情况下仅以微弱优势夺回众议院,参议院席位甚至不进反退,暴露出“特朗普化共和党”在候选人选择与选举判断上的系统性短板。
正因如此,2026 年中期选举对特朗普而言,已不只是一次常规意义上的民意测试,而是一场高度结构性的政治大考:它既关系到特朗普个人执政空间的存续,也将再次检验特朗普主义能否在选举逻辑中自我复制、脱离特朗普本人而继续存在,甚至关乎2028的种种可能。
中期选举的制度逆风:为什么执政党几乎必然受挫
历史经验显示,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挫败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制度性现象。自 1934 年以来的近百年间,仅有三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政党在国会席位上实现净增长,其余二十余次几乎无一例外由在野党取得优势。在这一周期内,总统所在政党平均在中期选举中失去约 28 个众议院席位与 4 个参议院席位;当总统支持率跌破 50% 时,众议院的平均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到约37席。
当然,席位流失并不等同于两院控制权必然易手。1994 年“金里奇革命”之前,民主党曾连续四十年控制众议院;此后三十年,两院在两党之间频繁易手才成为新常态。但无论控制权如何变化,“执政党在中期选举更易受挫”这一规律仍极为稳定。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期选举与总统大选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质。总统大选更像一道“比较题”,是选民在两条路线、两种未来之间作出的相对选择;而中期选举则更接近一道“问责题”,是对总统及执政党执政表现的单向评估。一旦施政出现失误,或政策立法引发强烈反弹,执政党往往难以将责任有效转移给在野党,只能在中期选举中直面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
也正因此,总统大选中常见的选举策略在中期选举中往往失效。总统大选可以依靠“对手更差”赢得胜利,而中期选举却必须为“自身表现不足”付出代价。周期性的民意回流,由此成为美国政治钟摆反复摆动的制度基础。
中期选举的多重挑战:民意下滑、议题失分与投票率陷阱
在制度逆风之外,2026 年中期选举还叠加了特朗普个人政治周期的压力。进入执政第二年后,特朗普的“蜜月期”已基本结束,支持率持续回落,并在 2026 年初徘徊在 42% 左右,明显低于 50% 的安全阈值。这一走势并不反常,却在中期选举语境下尤为危险——历史经验表明,一旦总统支持率跌破多数线,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显著失血几乎难免。
更令共和党人担忧的是,支持率下滑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集中体现在选民最为关注的关键议题上。特朗普在通胀、生活成本、关税与整体经济表现等核心内政议题上的净支持度普遍转负。此前的地方与特别选举已显示,生活成本与通胀已经成为选民最具决定性的投票考量。一旦现实经济压力持续主导议程,而政府未能有效重塑经济叙事,中期选举就可能从“执政党常规失血”演变为对共和党更为不利的系统性考验。
同时,围绕移民与执法方式的社会张力也在显著上升。近期,美国多个地区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执法手段的大规模抗议,已明显超出具体案件层面,逐步演化为对特朗普本人及其国土安全部整体治理风格的直接不满。更关键的是,这种不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呈现出跨地区、去中心化、持续扩散的特征,正在从街头动员转化为选举动员,并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中集中表现为对共和党的抵抗性投票。
此外,近期围绕爱泼斯坦相关文件的再度发酵,也为这一选举周期叠加了一重不同性质的冲击。,与通胀、移民等传统议题不同,该事件的政治后果并不主要体现在中间选民层面,而是直接触及特朗普支持者联盟内部的道德叙事与身份认同。
在这些背景下,中期选举特有的投票率结构开始发挥放大效应。与总统大选不同,中期选举并不取决于“谁支持你”,而更取决于“谁愿意出来投票”。政治不满往往以高度不对称的方式转化为选举参与:对现状不满的一方,更倾向于将投票视为表达惩罚性情绪与施加政治压力的制度出口;而执政党支持者则更容易产生“已在执政”的满足感与松懈心理。结果是,中期选举逐渐演化为一种情绪动员强度悬殊的政治过程——愤怒与焦虑的一方,往往更集中地到场。
这正是特朗普时代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反复面临的结构性陷阱:它拥有一台强大的个人动员机器,却缺乏一套稳定运转的选举机器。当选票上没有特朗普本人,个人魅力难以自动转化为党内候选人的制度性优势;而在“选举美国”的逻辑主导下,这种动员依赖不仅无法对冲中期选举的制度逆风,反而会在每一个周期中反复暴露其脆弱性。
2026 的战场分析:众议院易失,参议院难撼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共和党在 2026 年中期选举后丢掉国会至少一院控制权,已成为相当普遍的判断。其中,风险主要集中的在众议院:共和党目前仅以 220:215 领先 5 席,这点优势放在中期选举的历史规律下非常脆弱。只要全国政治风向稍稍偏蓝,民主党就有很大机会翻转众议院。
为降低风险,特朗普阵营曾推动得州、密苏里等红州加速选区重划,试图用“版图工程”给多数席位加一道保险。但民主党很快在加州等蓝州反制,推动自己的重划方案。几轮博弈下来,两党在地图层面都很难形成决定性优势——选区重划最多改变边际,真正决定胜负的仍是二三十个摇摆与准摇摆选区。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极化加深后,真正的摇摆席位变少了。所谓“交叉席位”(议员所属政党与总统票赢家不一致的选区)从本世纪初接近 80 个,降到 2024 年大选后约 16 个。其中民主党手里有 13 个“特朗普赢总统票”的选区,而共和党仅有 3 个议员来自“哈里斯赢总统票”的选区。
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党就安全。除这些交叉席位外,共和党还要守住二十多个特朗普只以个位数优势险胜的选区——这些地方对全国情绪变化非常敏感。一旦国会普选票明显“蓝移”,它们就可能成片倒下。眼下民调普遍显示,民主党在国会普选票上平均领先约 5 个点;而 2024 年共和党曾领先约 2 个点,等于整体环境较上次出现了约 7 个点的变化。仅这一项,就足以让共和党的众议院多数变得岌岌可危。
相较之下,参议院对共和党更友好。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只改选三分之一,所以胜负不仅看全国风向,更看“今年轮到哪些州”。2026 年将改选 35 席:共和党防守 22 席、民主党 13 席,但共和党要守的席位多在偏红州。民主党若要夺回参议院,需要实现净增 4 席,门槛很高。
现实难点在于:共和党防守的 22 席中,真正意义上的摇摆席位主要集中在缅因与北卡罗莱纳;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必须守住自身控制、但 2024 年总统票被特朗普赢下的密歇根与佐治亚。换言之,民主党若想翻转参议院,不仅要“全守不失”,还需在红州实现突破。
过去两届中期选举出现“众议院失守、参议院反而增席”的分叉结果,也说明参议院并非情绪放大器,而更像一座结构性的防波堤:众议院随浪起伏,参议院移动迟缓。
民主党在参议院打开局面的唯一窗口,是全国政治环境对特朗普的反噬强度显著高于常规中期选举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才可能在部分红州推出高质量候选人,并等待共和党在候选人选择与党内整合上犯错,从而实现突破。当前,民主党在俄亥俄、阿拉斯加等浅红州押注“理论最强阵容”,也在艾奥瓦、得克萨斯等州评估是否扩大战线。
总体而言,年初时共和党在参议院仍占优,但随着初选落定与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到 11 月投票前,局势仍可能进一步收紧。
制度后果推演:一院易手终结“纵容期”,两院易手走向“跛脚鸭”
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未来两年的实际冲击,最终取决于国会控制权的走向。但在现有环境下,一个制度性推演已相当清晰:只要民主党拿回国会其中一院,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中“随心所欲”的状态便难以维系。
过去一年,特朗普行政权之所以得以强势扩张,并非完全源于制度设计本身,而在于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选择了高度配合甚至纵容,使立法监督与制衡功能长期处于弱化状态。一旦众议院易手,预算谈判、重大立法与行政资源配置都将重新回到博弈轨道;更重要的是,众议院委员会调查权的恢复,将对行政部门形成持续而系统的牵制。
在这一情形下,特朗普即便不必然面临成功的弹劾,其执政节奏仍将被调查、听证与程序性摩擦显著拖慢。一院易手终结的不是行政权本身,而是行政权的“低成本扩张期”——特朗普 2.0 早期那种大开大合、单向推进的施政状态将被迫收束。
若政治风向进一步逆转,参议院亦落入民主党手中,特朗普政府则将进入典型的“跛脚鸭”阶段。其影响不仅体现在立法主动权的丧失,更体现在人事提名权被系统性卡住。无论是内阁官员、关键行政岗位,还是司法系统任命,均将面临实质性阻断。制度空间一旦全面收紧,即便政治风格再强势,也难以持续推动单边议程。
特式“赢学”的继续?中期选举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中期选举一旦失利,对特朗普造成的冲击并不止于制度制衡,而在于其“赢学”叙事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过去十年,特朗普政治影响力的核心,并不完全来自政策兑现能力,而在于不断“宣布胜利”的叙事能力——只要选举能赢、气势能在,党内多数人便选择追随或策略性服从。然而,一旦这种赢学在“没有特朗普本人”的选票上反复失灵,其对共和党的整合能力便不可避免地开始松动。
这正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面临的真实风险。相当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本质上是基于选举收益的现实选择,而非理念认同。当中期选举再次证明特朗普主义难以稳定转化为席位优势,而受任期限制的特朗普又无法再度亲自领衔总统大选,党内的政治忠诚函数势必重新计算。未来两年,主动与特朗普保持距离、为“后特朗普时代”预留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不再是个别现象。届时,特朗普将同时承受制度收紧与党内离心的双重压力:前者压缩施政空间,后者削弱其作为党内唯一动员中心的地位。
在政策推进空间持续受限的情况下,特朗普将继续加码他最熟悉、也最擅长的路径 —— 愈发依赖其“真人秀”工具箱,通过制造冲突、放大对抗、不断切换叙事来维持政治存在感。在这一过程中,冲突与对抗不再是施政的副产品,而成为政治运转本身;选举动员也由手段转化为目的。危机被转化为舞台,解决退居为桥段,胜利则始终可以被叙事性地宣布。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评估标准的整体位移——治理成效退居其次,动员是否持续、忠诚是否稳固才成为优先指标。
以施政优先与选举主导并存的“两个美国”,与在同一政治体内的长期共栖高度相似。在制度运转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治理逻辑与选举逻辑本可相互牵引、彼此校正:帝国提供行动能力,共和国提供合法性约束;执政塑造方向感,选举承担纠偏功能。但在高度极化与个人化政治的侵蚀下,政治运行的重心开始发生位移,选举节律逐步压过治理理性。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当下的美国,已难以仅从制度设计或政策文本入手,而必须关注其政治运转所处的周期与节奏。进入 2026 年,这种内在张力不可避免地向对外关系外溢。中美关系的管控与稳定,往往并非仅关乎外交议程本身,而是深度嵌入双方国内政治的运行方式之中。
在一个高度极化、政治动员显著上升的关键年份,即便双方都表达出通过沟通管控分歧、推进合作、积累互信的意愿,这种共识仍需在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反复承压、谨慎维系。也正因此,2026 年中美关系的真正考验,在于这份良好共识能否在选举周期持续施压之下,被不断转化为可执行、可积累的稳定机制。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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